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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昆仑石刻”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，目前已从文字学、考古学、地理学等多学科提出不同的观点。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，昆仑山的地望是在不断迁移的。如果从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西游记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古代文献出发，探寻昆仑山的空间转向，对“昆仑石刻”的辨伪应有所启示。
昆仑的地理位置一直众说纷纭，有于阗南山说、祁连山脉说、泰山说、巴颜喀喇山说、冈底斯山脉说、贺兰山说、北疆说、两河流域说、秦岭说、岷山说、甘肃成县说、五台山说、阴山说、曲阜说、王屋山说、燕山说、横断山脉说、甘肃平凉说、库木库勒盆地说等等。如果将这些说法置于历史线索中，主要有几次空间转向。
先秦时期的昆仑地望多神话色彩，顾颉刚在《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》中提出，昆仑神话是古代西北民族通过想象力构建的地理文化符号。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《禹贡》探索黄河与长江的源头，提出“导河积石”“岷山道江”，《山海经》提出“河出昆仑”。甘肃积石山和四川岷山成为江河发源的两大地标，与昆仑地望联系紧密。考古学已经证明，河源与江源之间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。甘肃马家窑文化沿着岷山岷江南下至成都平原，成为古蜀文明的先声。三星堆考古发现，出土的神坛器物与《山海经》记载的昆仑描述有关。著名学者蒙文通论证四川岷山就是古昆仑所在。霍巍提出三星堆的文化渊源，一是黄河文明，二是古蜀文明，三是《山海经》的传统。文献与考古证据，为岷山的古昆仑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野。
昆仑山的第一次空间转向发生在汉代。汉武帝明确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，与开辟丝绸之路的疆域拓展有关，张骞出使西域也担负寻找河源的任务，认为黄河从昆仑出来后，“河注中国”。
第二次空间转向发生在隋唐。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后，设置河源郡，唐太宗命李靖征伐吐谷浑，派文成公主入藏和亲，极大推进了大唐与吐蕃的关系，此时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推进到扎陵湖鄂陵湖一代，积石山与昆仑山的地望，拓展至阿尼玛卿山，成为汉藏之间的重要地标。
第三次空间转向发生在清代。康熙皇帝曾经以长白山为祖山，后来接受汉文化的昆仑龙脉说，但把昆仑山的地望推进到冈底斯山脉，成为统一西藏管理西藏的国家标志，后来乾隆探索黄河源头至星宿海一代，在《钦定河源纪略》中说：“唐人始有柏海、星宿川之目，元人穷至星宿海，惟我圣朝疆理西极殊域一家，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。”
秦代对昆仑山地望的认识在哪里？这是判断“昆仑石刻”真伪的重要参照。秦始皇对西部的巡游和山岳崇拜，在司马迁《史记》里记载十分明确。第一次巡游最西到达陇西郡，是秦国版图的西部边界，“导河积石”是重要标志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详细记载了秦始皇重序天下名山的格局。“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……于是自崤以东，名山五，大川祠二。曰太室、恒山、泰山、会稽、湘山……自华以西，名山七，名川四。曰华山、薄山、岳山、岐山、吴岳、鸿冢、渎山。”秦始皇大一统的国家标志之山，西部最远到四川的岷山。可见，秦始皇对西部名山的认识与认可，与国家版图一致，与战国末期地理著作《禹贡》确定的长江源岷山、黄河源积石山吻合。所以，“昆仑石刻”所在的位置远远超出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。
当然，从历史的逻辑看，秦始皇向东部泰山、蓬莱等地寻仙问药的事迹，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很清楚，不排除向西部派人寻仙，或者这批人到达青海境内，因种种原因未能返回传递信息，文献缺乏记载。但是，这仅仅是“大胆假设”，目前的“昆仑石刻”还缺乏说服力，同时，刻字的岩性是判断的关键，高寒地区的冻融等风化作用强烈，风化程度与保存状况是判断真伪的关键。唐代、元代、清代都有派遣专门队伍探寻黄河源头的经历，是否在这一期间留下石刻，值得进一步思考。
（作者：李小波2025最可靠的网上股票配资公司，系四川师范大学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心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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